6月5日晚，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珞珈山路口的武汉大学老牌坊，被一辆超高的车辆强行通过时撞损。牌坊中部被撞缺一大块，钢筋裸露，背面的篆书“文法理工农医”六字中的“理”字已完全被毁。作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(以下简称“国五”)“武汉大学早期建筑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武大老牌坊遭到撞损引发高度关注。这一文物建筑究竟建于何时，为何不在武大校园内？它曾经历和见证了一座大学和一座城市怎样的历史沧桑变迁，又正面临怎样的保护难题呢？
不是“校门”是“路牌”
1929年，新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经过李四光、叶雅各等人的反复考察，决定在当时武昌城东郊东湖南岸的落驾山、狮子山一带选址建设新校址，并将落驾山改名“珞珈山”。当时，珞珈山一带十分荒凉，童山濯濯，人烟稀少，交通更是极为不便。由武昌大东门出城向东的唯一车路(今武珞路——珞喻路)，距离新校址尚有约3华里之遥。因此，校方与省建设厅合作，从街道口向东北修筑了连结武珞路和新校址的一段新马路，以方便新校舍工程建设和将来学校师生的往来交通。这条可通汽车的马路于1930年竣工，校长王世杰将之命名为“大学路”。
虽然名为“大学路”，但这条路的大部分段落并不在武大校址内，是武昌的市政道路。当时，武大在校园边界大学路经过处，并没有修筑校门，而是决定在大学路南端起点的街道口，建设了一座木牌坊。之所以把牌坊建在这里，是因为此处是大学路与武珞路交汇处，往来市民和车辆容易注目。因此这座牌坊，事实上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武大“校门”，而更像是一座“路牌”，即指示由此岔路，可通往武汉大学。
该牌坊于1931年建成，是一座涂有油漆彩绘的三开间木质牌楼建筑。牌楼明间跨度很大，上悬校名“国立武汉大学”六字楷书匾额，其间还有镂空的钱纹图案。从老照片可知，当时这座木牌楼的正反两面，都是悬挂的同样的文字，即校名题匾。这座牌楼虽然色彩艳丽，但其立柱纤细，头重脚轻，且无戗杆，整体结构较为脆弱。果然在其落成的次年，便毁于一场大风了。
到了1934年，武大决定在街道口木牌楼的原址，重建一座新的牌楼。这次学校吸取了前次的教训，决定改用更为坚固牢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。新牌楼为三开间冲天式牌坊，与稍早前建成的南京中山陵博爱坊有些类似，但整体风格更为简洁朴实。牌坊通体以青灰色水刷石饰面，檐部施以绿色琉璃瓦装饰，与珞珈校园内的主要校舍建筑风格一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新牌坊建成后，其背面所刻的文字，不再是与正面相同的校名了，而换成了六个篆体的汉字：“文灋(法)理工农医”。这六字，是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所设的六大学院。不过，在建立这座牌坊的1934年，武大只建成了文、法、理、工四大学院，农学院刚刚成立筹备处，尚未招生，医学院则更是尚付阙如。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，但随后因全面抗战爆发，该学院旋被撤销。直至抗战胜利后，武大才恢复农学院，设立医学院。在1934年武大即将这一六大学院的名称刻于牌坊之上，无疑表明了校方的勃勃雄心，也向社会昭示了武大的努力目标。
跨越八十余年的历史传承
虽然这座牌坊并不是建在武大校园边界处，但由于长期以来武大并没有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“校门”，所以师生校友和武汉市民，也一直把这座牌坊当作武大“校门”看待。在今天的八一路、珞狮北路等道路修筑以前，从武昌市区前往珞珈山，这座牌坊仍是必经之路。
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当年建于荒郊野外的老牌坊和“大学路”(后改名“珞珈山路”)，周边已逐渐被城市建筑所包围。1992年，武大决定在八一路与珞珈山路交汇路口，即武大校园西南边界处建设新校门，以迎接次年的校庆。经过方案征集和讨论，新校门的设计方案，决定突出历史传承，在校门中央的花坛里按等比例复制了一个街道口的老牌楼，花坛两侧安排机动车道和人行道。同时，东西两侧的门卫室，则模仿了1990年落成的人文科学馆(逸夫楼)的屋顶样式。
可以说，这一新校门是武大新老建筑风格融合的产物，其中这座新牌坊，在整体模仿老牌坊的同时，也进行了一些改动，如夹杆石增加了浮雕图案和须弥座，校名匾额改为大理石背景等，整体风格显得更加精致。
2012年，因八一路隧道修建，武大校门新牌坊被拆除，而武大为了迎接校庆，也重建了新的校门广场。新校门的核心元素，仍是复建了街道口的老牌坊，此次进行了一定比例的放大，且不在置于花坛之中，而是直接放置于广场中央，游人可以近距离与其接触。笔者曾参与过当时的校门设计方案征集，校方曾提出明确要求，校门设计必须保留老牌坊这一核心元素。经历八十余年的时光沉淀，当年的老牌坊，已经从最初一座单纯的“指路牌”，变成了承载了珞珈山大学文化的重要符号，在一代代武大校友和武汉市民中深入人心了。武大师生甚至对牌坊的建筑进行了许多有趣的“附会”，如四根八棱门柱，被解读为武大欢迎来自“四面八方”的学子。